摘要：
疫情后的“跑路”机构又新增一员，主要提供少儿编程课的“贝尔机器人”。它最早成立于2011年，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是上少儿编程赛道里的头部公司。这样一家在全国二十多城市都有分店... 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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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的“跑路”机构又新增一员，主要提供少儿编程课的“贝尔机器人”。它最早成立于2011年，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是上少儿编程赛道里的头部公司。这样一家在全国二十多城市都有分店的大型培训机构，一旦停止营业，首先感到切肤之痛的，一定是在贝尔大额充值的无数家长。家长维权，员工讨薪，机构跑路之后的叙述甚至成为一种“前瞻”——一位成都家长在四月份校区复课后带孩子去上课，她告诉老师，她唯一的愿望是，不要跑路就行。
记者|驳静
实习记者|李果果
跑路
5月11日下午1点出头，胡寅（化名）收到公司企业邮箱邮件，标题是“致四川贝尔伙伴们的一封信”。信件很长，有四五段，胡寅顾不上看那些理由，快速看到邮件最后一段，果然写说，“即日起四川门店暂停营业”。这意味着，距离自己在贝尔干满4年，仅差2个月。
贝尔即“贝尔机器人”，综合天眼查及贝尔官网，全名成都倍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贝尔”），2011年在成都成立，主要业务是为提供少儿编程教学服务。在“成都贝尔”的基础上，2017年，贝尔合控（深圳）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以下简称“贝尔”），“成都贝尔”成为分公司。截止2023年4月，6年里，贝尔公司经过5轮融资，在全国20多个城市开设线下门店，其中疫情暴发前的2018和2019年两年，扩张尤其快速。
胡寅是在成都贝尔的其中三家门店任店长，家长们都叫他校长。收到邮件后，胡寅第一时间给成都分公司的总经理打了个电话，电话只持续了一分钟，对方说，“确实经营不下去了”。胡寅第一想法是，公司倒了，自己和他负责的三个校区的200多名员工，要失业了，拖欠的工资与社保，大概也很难追回。更严重的问题是，他负责的三个校区涉及近2000名会员，未销的课程费金额约有1500万。这些家长会员，有一部分课程就是他本人销售出去的。
但退费难，实际在贝尔此次大规模闭店之前就发生了。一位成都家长告诉我，2022年年初，他得知老婆又在贝尔续费一万多，决定去退费，因为他家给孩子交的第一次课包，还有三十多节没上完，他无法理解这种提前续费行为。另外，他还觉得，“五六岁的孩子学编程就是瞎扯蛋”。
此后，他每个月给老师打一次电话，得到的回答，不是财务去外地学习了，就是申请报上去了还要再等等。2022年6月，贝尔成都悠品店开业，他与另一位家长，带着横幅与喇叭去了现场，这样闹过几次，他才终于拿到那笔退费。
这位父亲有所不知，他拿到的退费，很可能是老师私人垫付的。
胡寅告诉我，公司的退费流程非常长，从签退费协议，提交申请，公司逐级审批，到最后打款，最快也得半年。而且从2021年开始，成都公司分公司的总经理已经不批退费了，胡寅的判断是，“因为退费会影响到分总（经理）的收入”。
正因为流程长，以及退费退学压下不批，胡寅垫付过两次退费。但他还不是最惨的，他说成都还有个店长，刷个人信用卡为公司支付店租。胡寅说，“大家对公司有感情，相信这个公司，上头，基于这些原因才做出蠢事，要我说，这都属于恋爱脑潜质——我也好不到哪里去。现在跟你说这些，仿佛把痛苦再经历一遍”。
胡寅复盘自己做的“蠢事”，当时之所以垫付退款，是因为校区的上一任校长给过那位家长承诺，又突然离职，胡寅接手后，感觉自己有义务完成这笔承诺，“只有我就先垫了，我以为公司会还我——好多事情都输给了一句我以为。”
正式被通知闭店后，成都营门口派出所将胡寅请去配合调查。胡寅知道的事情不多，只知道今年四月，他的个人账户还收到过两笔资金，4月中旬一笔24万，4月底一笔十10万出头，公司委托他向商场缴纳租金与押金。此外，胡寅知道，今年3月，公司的一个门店（员工称之为“校区”）从仁和商场搬到了一公里多以外的悠方购物中心，当时公司还给仁和商场补交了18万租金。
基于这些事实，胡寅猜测，或许之前公司还想在坚持，到了五月，公司高层才做出闭店决定。闭店不仅仅针对成都分公司。整个5月，包括合肥、厦门、苏州等多个城市在内的贝尔机器人分公司，均宣布暂停营业。根据成都贝尔给员工的信件，停业理由是，“5月初遇到短期高强度资金压力，所有的商场几乎都要求在5月底或者6月底结清历史欠费，清缴的金额一般几十万一家门店”。假如不结清余款，商场将单方面解除租赁合同，“但目前公司确实无法短期有这么多资金处理完善全部的欠费问题。”
对欠租，成都贝尔的员工倒是不意外。胡寅负责的三个校区，去年10月给每个人发放了（平均）2500元后，去年11月、12月，今年1月都没有发工资。过完年，情况似有好转，今年2、3、4月，每位员工又分别平均收到5000，5000和2400元工资。
贝尔在成都的员工被拖欠工资，算较晚的。浙江绍兴越城区银泰门店的一位贝尔前员工告诉本刊，他们门店的工资去年6月就停发了，先说是撑到8月，后来又说到年底，到12月中旬，直接等来了停课消息。这位员工算了一下，算上社保，他被拖欠的工资数目为13000元，他的同事当中最惨的，被欠薪的数目高达48000元。
而更早之前，去年5月，有同事问胡寅后，胡寅才知道，当时公司停交社保了。人力给出的解释是，因为疫情，国家有缓交政策。但疫情结束，社保却再也没有续上。胡寅负责的三个门店有300多员工，后来陆续走了100多个，其中包括一个门店的店长，胡寅后来被派去临时负责这家门店。公司跑路后，胡寅算了一下，他为公司垫付超过3万人民币，其中除了两位家长的退费，还有水电费。
火热的少儿编程
倒闭之前，贝尔的迅速扩张跟这些年的“少儿编程热”有关。
海淀妈妈木子（化名）的儿子今年5岁，3岁开始，她就给儿子报了乐高班，目标很明确，为的是长大一些后可以学少儿编程。孩子爸爸是程序员，木子自己辞职前也在互联网公司上班，她周围的同款家庭，80%会让孩子学编程。按照贝尔这样的少儿编程机构的课程设置，孩子从三四岁起，先上乐高课，从所谓“大颗粒部件”学起，过渡到“小颗粒”，随后就可以进阶到Scratch这样的图形编程课程中去，而非我们常规理解的写代码。
这种设计正借鉴于乐高，所以在少儿编程的课程设置当中，通常会将拼乐高作为幼儿的入门与启蒙。木子很认可这些课程，在她眼里，三四岁的孩子实在太小了，很多兴趣班都不收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即便收，孩子也坐不住。但乐高不一样，孩子都是喜欢玩，即便没有太强的目的性，家长也乐得将孩子放在乐高班里俩小时，得到俩小时的自由。
图|人民视觉
家长们希望，有了这些课程作基础，孩子上初中后，或许就可以参加机器人大赛或“信息学奥赛”。“走机器人路线是更喜欢动手操作的那一类小孩，走信息学奥赛的则是搞计算机的”，目前，李子还判断不了自己的孩子属于哪种类型，她的认知是，两者前期学习时有重合之处，而这个基础，就可以由少儿编程打下。
前面提到的“信息学奥赛”全称是，全国青少年信息学（计算机）奥林匹克竞赛（NOI），1989年开始举办，此后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这四科，并且全国中学生学科奥赛的五大学科。此外，近三四年信息学也是被若干省份将纳入中考科目。
奥赛以外，信息学相关比赛这些年也火热起来，比如2020年教育部公布的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中，科技类新增的7个赛事中，重点就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按照苏州家长糖糖的理解，孩子要走科技特长生这条路，未来参加这些比赛是目标。
参加比赛不止为了给高考加成，获得可能的破格录取机会。糖糖深信未来十年一定是以科技为主，她对自己的判断很有信心。糖糖让孩子上的是四万多一学期的外国语小学，孩子班上23个小朋友，学编程的目前有四五个。
成都家长皮皮，也是冲着编程去的。她的感觉是，好像那几年到处都在说少儿编程的事，还看到过一些新闻，讲小学生编程序操作机器人，而AI似乎也是未来的大趋势。孩子三岁，要上幼儿园了，皮皮问小区里其他家长，孩子们都在报什么班，其中就有家长说在学机器人。什么是“学机器人”，皮皮一开始不知道，去贝尔了才了解到，原来是从搭建学起。她考察了几家机构，感觉贝尔相对突出，规模大，连锁店多。而根据公开资料，最多时，贝尔机器人在成都开到过二十余家。
在这种看起来一片火热的气氛中，2021年5月，皮皮花19800为孩子买了144节课。同年暑假，又买了几十节暑期课，共计167节。但疫情期间，真正上课的机会并不多，这167节课，截止停课，还剩足足105节。
现在回想，皮皮觉得一切并非毫无征兆，疫情结束后，他们上课的仁和校区反而停课了一个多月，说是要搬校区。具体搬到哪里，何时复课，都是皮皮主动去问，才得到一些含糊其辞的答复，说会搬到悠方商场，需要时间装修。真正复课已是1个月后的今年4月中旬，皮皮带着孩子去一看，教室墙上还贴着上一家机构的logo，更像是临时匆匆开业。
那天在现场，她听另一位家长跟老师反馈说，这里地方有点小，不知什么时候能回到之前的大教室，皮皮听了，第一反应是乐观，她下意识地说，“我没什么想法，别跑路就行”。一个月后，机构就“跑路”了。
端倪
贝尔在北京闭店通知是5月29日发的，也是全国最后闭店的城市。
海淀妈妈木子观察，起码在北京，现在乐高/少儿编程课，已经跻身小学生课外兴趣班前四。她给儿子报的兴趣算是周围人里面的中位数，现在的孩子上兴趣班，最低配是体育一项，艺术一项，英语一项，再排，就轮到乐高了。少儿编程赛道里的公司为数不少，木子研究过，像“小河狸”，买课送玩具，“途道”是买玩具送视频课，两个切入口，但殊途同归，都是少儿编程赛道里的竞争者。这些公司都比贝尔机器人规模小。
贝尔看起来是大机构，这也是糖糖在苏州同样选择了贝尔的原因。贝尔进入苏州是2018年。糖糖当时对比了其它少儿编程机构，发现贝尔价格相对低，环境也更好，课程设计也更有趣味。这些都坚定糖糖对贝尔的信心。
而胡寅则告诉本刊，在成都，同类机构里，贝尔的课时费最低。胡寅是2019年大学毕业后进入贝尔的，面试前，他都没听说过这家公司，是公司人力在Boss直聘上直接跟他打招呼，主动找的他。
胡寅当时面试的岗位是课程顾问，也就是销售。底薪2000出头，但假如干得好，月入可过万。但胡寅只干了小半年，就遇到疫情。2020年5月复课，到年底，胡寅做出了170万的业绩，在成都、西安和深圳三座城市几十家门店里，一骑绝尘。但这个过去的辉煌成绩，现在想来只有苦涩，那些卖出去的课程，转过头来成为胡寅的压力，“夜深人静的时候，还会睡不着”。
胡寅入职时，公司在成都就已经有22家门店，称得上是贝尔成都的全盛时期，疫情后，通过合并等方式，倒闭前共计十余家。伴随这样的形势，胡寅也感受到销售政策的变化。成都公司分公司的总经理在2021年大力推广过一年、两年、四年的课包，价格分别是13，500，26，800和39，800，买了这种课包的家长，孩子可以在暑期及赛前无限量上课。这对家长来说挺划算，长期来看，机构并不挣钱。胡寅算过，即便是按次销课的课程包，平均下来，一节课的课时费也只有一百左右。但胡寅粗略计算过，平均课时费达到150以上，公司才可能有利润。但为什么还要销售这样的课包？胡寅猜测这或许跟增加现金流有关。而且，据他所知，也只有成都校区推出过这类课包，2021年，全成都卖出了800多份。
很多员工都认为，事到如今，想要拿回工资，只有劳动仲裁一条路。而家长想要退费，更是难上加难。2021年，针对“双减”之后出现大量培训机构“跑路”现象，教育部等六部门发过一个“关于加强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工作的通知”，提出了“资金监管”手段，即，在缴费阶段，家长不再点对点将费用直接付给培训机构，而是统一归口到银行专户管理。但对企业来说，卡住了流水，无异于扼杀生命力，很少会有企业愿意主动使用监管账户。
对家长来说，最具有可操作性的可能性，是找到机构接盘。很多家长群都在积极寻找愿意接盘的机构，相关的主管部门（一般是科创局）也在接洽。在不得不接受损失的前提下，目前最被接受的方案是，接盘机构按七成或八成的折扣销课，家长承担一些损失，但起码孩子可以继续上课，贝尔则为接盘机构无偿提供课程版权，对接盘机构来说，或许也有好处，毕竟那么多生源也是一种资源。
不过，仅是成都，按胡寅的估算，未销课涉及的金额很可能超过1亿，全国所有倒闭的店加起来，金额更是可观。面对如此巨大的损失，更为坚定的家长发出的疑问则是，为什么贝尔不需要承担责任？糖糖告诉我们，她们苏州贝尔家长超过600人，她们的意见比较一致，要么退款，要么1：1上课，“我们不接受其它和解”，她们谈好律师，决定起诉贝尔。（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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