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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章：周天勇稳增长专栏（一）：居民收入支出流扭曲及其改革的潜能
周天勇稳增长专栏（二）：总需求不足总体直接的原因是居民收入消费占GDP比例过低
周天勇稳增长专栏（三）：居民收入消费水平低与增长放缓的六大深层次原因
周天勇稳增长专栏（四）：发展模式 · 经济奇迹 · 追问持续
来源：天勇谈经济 作者：周天勇
笔者按：中国国内的总需求为什么不足，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善消费需求格局？国内学界众说纷纭，对策不一。笔者认为，需要在中国经济运行和增长的数理逻辑方面有所突破，从“财富生产—收入分配—需求支出”国民经济渠道流量循环去观察格局性和深层次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选择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就此，笔者开一专栏，今天刊载之五。
周天勇
萨伊说，生产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然而，凯恩斯认为，投资者和居民的储蓄和货币偏好趋强使经济体系发生了流动性不足，资本主义社会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说明萨伊定理不成立。于是他提出政府需要进行宏观需求方面的管理，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向经济体系注入货币，解决流动性不足问题，从而抹平周期波动，恢复经济繁荣。辜朝明先生对日本20世纪90年代经济问题的分析及其政策建议，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典型案例。不论对其的争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生产增长有需求最大的可能性边界。
与日本当年不一样的是，中国目前和未来的情况不是先富后老，而是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差距较大情况下，出现了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这虽然是一个问题，但如果着力于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的提高，其实也就是经济增长未来的潜能。从笔者前四篇专栏文章看，中国目前总需求不足，主要是扭曲的体制导致“城乡居民创业就业——农民无资产财富—生产资产收入分配——消费投资支出”流动循环发生了梗阻，在房地产需求回落和出口需求不稳定趋势下，逐步地进入了国内消费需求越来越小于生产总供给的困境。
因此，当务之争，是通过各方面的改革，快速和持续地提高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当然，不同意见认为改革是慢功夫，解决不了眼前的短期问题。我不这样认为，中国每一次经济从下行向上向的转折，都由改革实现，而不是经济政策刺激。如1978年的第一次大力度改革，将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1978年的从44%左右，在1983年时提高到了62%。GDP增长率从1976年的-1.6%提高到了1978年的11.7%，1984年最高时达到了15.2%。
一、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加大民生支出的总量计算看
经济增长从需求侧看，主要问题是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过低造成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因此，总体的方向是通过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在一定年份中使居民收入和消费及投资需求占GDP比重扭曲值向大多数国家标准值靠近，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流量比重，扩大有支付能力的居民消费和投资需求流量。也就是通过涉及居民收入分配和消费体制的改革，让居民富裕起来，释放其消费需求的潜能，给供给侧的经济增长提供需求侧更大的可能性边界。
改革的目标是，2023~2037年，将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GDP比重逐步从43.04%提高到65%，在政府加大性支出的情况下，居民收入消费和投资率从62%和38%向75%和25%变动，政府教育医疗生育等民生支出占GDP比重从5%提高到15%或者20%。
2023~2037年，需求侧进行人口迁移放开、允许农村土地交易、放开农村住宅同房同价同权市场、居住供给多元供给和提高财政民生支出比重等改革，年平均居民消费支出将增加48210亿元，居民投资年均增量为11523亿元，共同在需求侧形成年均3.11%的经济增长拉动速度。
需要说明的是，在未来的15年中，一是由于出口的不确定性，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已经饱和，企业投资增长决定于居民消费市场的容量，因此，需求侧增加居民收入，改变GDP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占比过低，是首要的需求侧增长潜能，并可以替代投资、出口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主要动能。
二是未来供给侧方面，需要通过发展中小微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提高劳动力的生产参与率；而资本和土地创造的收入，需要通过初次和再分配及其支出，更多地向居民转移支付和政府公共服务等方面倾斜。
二、从各方面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结构计算看
在二元体制中，居民收入增长和需求扩张形成的经济增长潜能，应通过由收入分配、消费支出和居民投资等各方面体制的改革，释放被禁锢的居民的需求而形成。通过人口迁移市民化水平、农村集体土地交易收入农民比率、农村住宅禁止或允许交易、城镇居民房价收入比和政府民生支出占GDP比重等需求侧体制转轨，缩小其标准值和扭曲值之间差值，可以测算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和释放其消费需求的经济增长潜能。
1 促进人口市民化的需求侧增长潜能
从这个渠道的收入、投资和消费流动和流量来看，城乡户籍、教育和医疗等城乡分割，城镇对农村户籍人口限购住宅车辆等，拟向城镇迁移的农村人口因土地、房屋不能等价交换退出而流动缓慢。需要改革这些体制，使就业机会少、生产率低、收入水平不高和消费水平低的农村农业人口向城镇工商业领域流动。这会在需求侧使劳动力和人口得到较高水平的工资和其他可支配收入，从消费支出的居民投资方面形成国民经济的新增长潜能。
根据仿真试验推算，改革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体制，居民收入提高和需求扩张产生的经济增长潜能，在需求侧能实现未来年均0.58%的新增长动能。如果废除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如果让迁移人口的子女在城镇接受教育，如果让农村住宅、宅地、承包地等能够交易或托管退出房地消除其对流动形成的黏性，如果对迁移人口在城镇提供廉租房和基本医疗保障，即切实推进市民化进程，到2037年，将城镇常住但非城镇户籍人口比重从2022年的18.05%逐步降低到0，农村人口比重从34.8%逐步降到12%，市民化的城市化比重提升到88%，农村年均消费和投资增量规模分别为6146亿元和3943亿元。
2 农村土地房屋资产化在需求侧的增长潜能
与劳动力和资本的可流动性不同，各个地点的土地和房屋都被固定在地理的经纬度上。但是在市场经济中，农村土地和房屋要素及资产，可以在不同的生活、生产和公益用途中变换配置。土地和房屋可以由货币作为中介交易，价格可以通过交易而发现，变成了有价值的资产，而所有权、使用财产权、使用权的交易和出租，使农民能够具有“资产交易出租—分配收入—投资及消费”渠道和流量。但如果土地、房屋不属于资产，而是无价值的生活和生产资料，从经济流动看，意味着在农村和城郊，没有这样让农民从土地、房屋资产上获得分配收入并进行消费及投资的机制。
因此，通过农村土地和房屋的资产化改革，形成市场经济运行中农民“资产—收入—支出”的渠道，在需求侧获得增长潜能。
从未来需求侧GDP增长的稳定和加速的目标来看，一是应当放开农村和城镇土地及房屋市场化交易，其收入先是农民集体与地方政府按比例分成，后再推进收入归农民而地方政府收入部分为收税的改革；二是放开农民住宅自由交易及其范围，既可以在农民之间交易，也可以出售给愿意到农村居住和创业的城镇居民。
推进农村土地资产化和农村地上住宅建筑资产化改革，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并减少土地征用对农民收入的转移，在未来的15年中，年新增的居民消费支出累计规模为202855亿元，需求侧将形成年均0.78%的新经济增长动能。
3 降低房价举措在需求侧可获得的增长潜能
住宅是居民因居住需要而购买的价值很大的不动产。房价收入比，实际是一个社会居民购买居所支出流量的一个闸口。当住宅建设的土地一个渠道垄断供给，而住宅建设和销售也只是一个渠道供应时，房价收入比也是一个渠道上的闸口。当闸口的居民房价收入比为3~6，最高不超过6时，购房家庭收入能够正常地支付还本付息，并进行正常的消费支出，财务破产的风险也要小一些。因此，将过去高的房价收入比11.43减小到6和6以下时，就会节省居民的收入流量，可用于其消费支出和其他投资。
住宅多元供给体制改革，通过降低居民的购房和居住成本，可外溢出有支付能力的居民需求。城镇住宅应当多元化竞争性供给，并且政府建设一定的廉租房（理由是30年来地方政府从农村零地价转移土地和收入发展了城镇和工业，后续应当逐步地以城镇廉租房的方式对农民进城市民予以弥补），以此促进居民收入和扩张居民消费投资需求，在未来的15年中，年均新增的居民消费投资支出36729亿元，累计规模为527321亿元，需求侧将形成年均1.01%的新经济增长动能。
4 民生支出比率提高的需求侧增长潜能
民生支出比率是一个国家政府向居民提供福利渠道流量的水平。从世界主要国家看，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0%左右。推进财政支出结构转型，提高政府民生支出比例，改革会替代居民生育、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一些支出，对居民其他消费能力形成溢出效应，其需求侧增长潜能。
目前中国民生支出比重在5%左右，我们将2037年中国政府对居民的福利支出比重最低水平即使设定在15%。财政民生支出体制的改革，就是福利支出比重从5%左右逐步向15%靠近。这样，在未来15年中，每年新增的居民消费支出年均为22926亿元，累计规模为343897亿元，在需求侧会形成年均1.13%的新经济增长率。
上述几项重要的体制改革所产生新增居民消费和投资能力，在需求侧获得的年均新增长潜能为3.11%。这与需求侧总量模型的计算一致，也与供给侧各项体制改革形成的年均3.11%的增长潜能均衡。
3 调水增地投资需求增长潜能
土地和淡水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所需要的最基本资源。而人口、土地和淡水，是一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基本组合资源。一个国家，从国土开发利用率看，即已经利用土地占国土总面积的比重，有一个标准值，一般在80%到90%之间。而人类经济社会必然是逐水而发展的，因为只有充裕的淡水供给，才能保证农业、工业、商业、居民生活和生态环境的用水。没有足够的淡水，发展就遇到约束，生态环境也会土地干旱、弥漫沙尘和荒无草木。因此，各国都十分重视水的供给，从世界一些人口数量、土地面积和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和地区看，人均工程调水量在100到500立方米。
一般来说，国土由市场调节开发利用，而调水工程则由政府提供。只要有利可图，人们就会去开垦耕地、修筑民居、建设工厂、形成集市；而政府提供学校、医院、警所、道路、供排水、交通和城墙等公共设施。然而，调节水资源分布，促进地区间平衡发展，因出水入水地区关系复杂、工程投资量较大、建设投产期长、用水需要分配、需要跨区域建设、工程调水与土地开发也要协调等，则主要由中央和至少省一级政府从事决策、投资、建设和运营。
中国目前国土开发利用率只有71%，耕地/国土比率也比其他主要经济体国家和地区低；人均工程调水量在5到10立方米之间，与欧洲地区及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差距很大。因此，从国土综合开发低水平向高水平提升，仅从需求侧看，这一领域投资的增长潜能。
未来15年，开发提高国土利用率到76%，增加5个百分点的可利用土地，人均工程调水量从目前的10立方左右提高到150立方米。从结构方面看，大体就是再增加5亿亩耕地、1.5亿亩可用于建设用地占补平衡的可利用土地、7000万亩园地。投资工程调水增加可利用土地，加大经济发展生产和需求的战略回旋空间，可以形成“水土开发投资需求—土地要素与劳动力组合投入产出—新增工农商财富分配—增加就业和国家的支出”循环，国土淡水和土地的再开发，将会成为未来15年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之一。按照每年调水增地工程新增的投资计算，平均获得新增长动能为0.42个百分点。
三、稳定和支撑住经济增长速度不是没有办法和希望
无论是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1]，还是未来经济还能中高速增长的潜能[2]，从生产侧来源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以提高生产效率、城乡土地和住宅资产化改革价值溢值。而从需求侧来看，1978年前至今的经济增长潜能则来自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放开，使低收入地方的就业向高收入地方流动；对外开放制造业与流入的劳动力结合，增加了外出农村户籍人口的收入；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增加了居民的就业收入。
特别指出的是，上述“生产财富—收入分配—需求支出”流程的改革，涉及利益方诸多，较为复杂，难度很大。而宏观总量性扩张需求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无法解开迁移受阻、农民土地房屋财产性收入关闭、降低进城常住人口居住成本、政府支出向居民福利大幅度调整等导致国内总需求不足深层次的体制梗阻。
而未来15年，需求侧新经济增长的潜能，则需要更大力度地推进废除户籍管制、人口自主迁移、促进市民化城市化等体制改革；需要城乡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使农村和城镇居民获得以地为本创业和资产理财性收入；降低居住成本和提高政府民生支出比例，增强居民的消费需求能力。当然，还包括通过工程调水改变水资源分布，适当调整人口和劳动力的地区结构，在国内接纳东部制造业转移，增加他们的创业就业机会，扩大内部消费需求增量，形成新的国内消费需求规模，疏通中国北部经济的流动和循环。
如图所示，从结构上看，居民收入分配、消费支出、居民投资和政府民生支出的（10）到（13）二元体制改革与增长算式，其仿真推演需求侧各自新增长潜能的加总，是本文需求侧总量增长算式（9）仿真推演的需求侧新经济总增长率3.11%。（注：因篇幅没有显示算式）其再加自然经济增长[3]，就是未来15年经济中位水平年均5.5%左右的增长速度。
[1]参见周天勇：《要素市场化效率与土地和住宅资产化溢值——对中国二元体制转轨经济增长奇迹的一种解释》，《财经问题研究》2022年第7期，第12-27页。
[2]参见周天勇：《二元体制转轨数理逻辑与未来经济增长仿真展望》，《现代经济探讨》2022年第4期，第 1-10页。
[3]参见周天勇：《经济奇迹来源的核算和供给侧增长潜能的展望——基于二元体制扭曲差值数理逻辑的再分析》，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工作论文2023年1号，2023年4月23日。
摘于笔者2022年《现代经济探讨》第7期“居民需求不足解释及其改革扩张的稳定增长的展望”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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